(41)姜明安认为党内法规的作用领域一是执政党自身，二是执政党直接行使相关国家公权力，如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三是执政党领导国家。

前者认为，对于法盲要奉行无知者无罪，而后者则恰恰相反。[30]从比较法上的经验来看，这种立场也为司法实务者所认同。

上开条文的后半句但行政机关应当按照行为人可以避免的具体情形，减轻或从轻处罚，即是这一含义。[29] 李惠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71页。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7年的Lampert v. California案中也直接指出，不知法不免责准则的适用受到正当程序的限制，在缺乏行为为法律所禁止的公平告知的场合不适用该准则。这也是早期理论最受学者诟病之处。但是，法院对此并未做任何回应，而是直接支持了原有的处罚决定。

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法盲的证明责任交由行政相对人承担，行政机关只需做一些补充性证明在他的思想中，行政既是立法的下游(法律的执行)，但却又有自身的固有疆域，与上游互相制约。此后，各省厅加速行动起来，开始设置专门的应对机构。

日本国会的附带决议也要求不得恣意宣布紧急状态。都道府县公布时多为到市镇一级）、症状、行动经历（包括有无海外旅行，在并不具名的某医疗机构就诊、转诊等，主要依靠向本人询问来调查）、职业等。对于其他没有法律根据的约束性行为，也只能提出建议要求。感染症法第16条要求厚生劳动大臣和知事必须通过各种适当方法积极公布感染症状况，但同时也规定必须留意个人信息的保护。

该公告表示为了防止感染扩大，请大家周末不要外出，敬请理解配合。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参考中国的数据和经验，分类应对、精准施策，轻症居家静养、重症入院治疗，调动私立医院参与，维持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

1月28日，日本内阁根据感染症法、检疫法的规定以政令的方式将新型冠状病毒确定为指定感染症、检疫感染症。此间根据国外疫情变化，该会议截止3月5日已五次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关于不得入境的适用对象。过去的认识是，为了确保公众卫生，不得已要限制个人权利。政令确定为指定感染症之后，政府就可以依据感染症法展开预防应对。

法律同样要求，这些措施必须在为预防感染症发生或防止蔓延的必要最小限度之内，除紧急情况外必须书面通知措施和理由。截止3月5日，该本部已召开17次会议，研究并适时修改应对之策1月15日，日本有了第1例病症。在人权观念和法治观念已根深蒂固的日本，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仅凭高举公益大旗，也难以为所欲为。

也就是说，决定权在于学校的设置者。日本的应对分为防止侵入国内、防止感染扩大、防止重症化三个阶段。

在目前防止感染扩大的政策上，日本政府确定的目的在于，以流行早期切断感染为目标，尽可能抑制患者增加速度，控制流行规模，尽万全之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重症者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还有诸多未知因素，指导性的自肃要求也表明了政府在应对上的自我克制，为将来的变化留下一定空间。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也并非没有可用的常规措施，但也没有更强的措施，它必须根据感染症的状况选择相应措施，且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和必要限度。《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是1973年为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而制定的。3月1日，厚生劳动大臣根据首相的指示，根据《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第22条规定，向一般家庭用口罩的制造销售业者和运输业者发出出售的指示。都道府县公布时多为到市镇一级）、症状、行动经历（包括有无海外旅行，在并不具名的某医疗机构就诊、转诊等，主要依靠向本人询问来调查）、职业等。2月29日，安倍晋三要求全国中小学自3月2日一律临时放假。日本首相3月2日表示，要尽早制定包括宣告紧急状态在内的特别措施法。

不过，早在2012年立法时，日本律师联合会、日本笔会（国际文艺家协会日本分会）就因该法限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明确表示反对，要求慎重运用。因抗疫给诸多群体和行业带来较大影响，需要得到经济等必要的援助，日本政府也在为纾困准备必要的应对法案。

该会议的议长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由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组成，旨在审议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事项和重大紧急事态的应对。早在1897年日本就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法》，指定传染性强、危及生命的传染病，并通过隔离患者、阻断交通等方法防止流行。

过去的认识是，为了确保公众卫生，不得已要限制个人权利。原理可能具有相似性，但对策却可能因地而异。

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参考中国的数据和经验，分类应对、精准施策，轻症居家静养、重症入院治疗，调动私立医院参与，维持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加强对各类主体的预防指导，要求社会自肃(自行克制)。也就是说，法律是通过公布不听从指示的事实这种信息诱导措施来确保指示的实效性。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但这一设想遭到了在野党和社会上的较多批评，他们认为，依据现行的感染症法等就足以应对，无需特别规定、集权于内阁。对于场所物件等，知事还可以命令给被污染场所消毒、对相关物件作必要处理、限制或禁止尸体移动、未经充分消毒和知事许可者必须火葬、限制或禁止可能受污染的生活用水使用、在难以消毒时限制或禁止进入污染建筑物、在难以消毒时限制或阻断某场所的交通。

政府购入的口罩优先向疫情最严重的北海道配送，首先向患者比例特别大的中富良野町、今后因可能发生集团扩散导致患者人数增加的北见市，通过邮政系统每家配送40枚。日本的医疗体制现状是多数为私立医院，感染症指定医疗机构较为有限（截止2019年4月1日，特定感染症指定医疗机构有4家10床位，第一种感染症指定医疗机构有55家103床位，第二种感染症指定医疗机构有351家1758床位），其检测和救治能力也有限度。

3月5日，安倍首相表明将根据《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的规定禁止口罩的高价转卖行为。那么，日本政府在感染症应对中有没有动用法外的手段呢？2月28日，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紧急状态公告，一时引起无数关注。

政府对社会提出的自肃要求并无法的拘束力，属于行政指导，社会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判断和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虽然日本的应对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如果使用破坏法治、漠视人权的手段才能实现预防效果，那么，相较于可能的疫情扩散，硬核抗疫恐怕更加难以为日本的法律和社会所接受。对于具体的人员，在有防止感染症蔓延的必要时，知事可提出化验、健康诊断、限制就业、住院等劝告，如不听劝告，有正当理由时可由职员令其接受。比如强制住院期间不得超出72小时，必要时以10日为限延长、再延长。

法律同样要求，这些措施必须在为预防感染症发生或防止蔓延的必要最小限度之内，除紧急情况外必须书面通知措施和理由。所以，日本政府在公布确诊病例时只是公布患者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国家层面公布时仅到都道府县一级，相当于中国的省。

随着疫情的严峻化，日本政府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批评。虽然在野党对此修法建议也不乏批评，但执政党议员以其多数优势，自然可以让修法成立。

这位法学出身的日本最年轻知事（1981年生）也坦言，宣布紧急状态并无法律根据，而仅以政治家的责任发布。此间根据国外疫情变化，该会议截止3月5日已五次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关于不得入境的适用对象。